中国人在埃及：看情趣内衣商如何征服保守古国(6)

　　中国没有一个明确的策略，那只好学习邓小平时代，依靠本能来决策：“不知道干嘛的时候，就建工厂吧”。沙漠上，离红海和苏伊士运河交汇处不远处有个地方叫埃因苏赫纳，这里一家中国国企泰达建了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合作区的口号是“合作让世界更精彩”，一块六平方公里未经开发的沙漠被宽广的街道划分为了规整的小方格。它周围都是荒地，和最近的小城苏伊士都相隔一个小时的距离，但合作区里有天津路，重庆路和上海路。员工宿舍也建好了，还有堆积空集装箱的空地，明晃晃的颜色几里之外都能一眼看见，就像在阳光下融化的积木。园区里有一家中国餐馆，一个中国市集，还有一个理发师。中国人对发型很在意，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即使是红海边上的沙漠里，都必然会有理发师一席之地。

　　这里看起来就像是中国的哪个小地方建起来的合作区。事实上，这种合作区正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全世界：今年早期中国政府宣布它打算在50个国家建180个经济合作区。政府想鼓励国内产业走出去，部分原因是国内自然资源日益减少。泰达经济区给企业家们的房租和物业费提供补贴，现在已经有超过50家企业入驻。大部分企业是中国的小公司，一些企业家之前就是内衣商。但基本上我见过的每一个中国老板都在抱怨同样的问题：找不到好员工，尤其是女员工。

　　徐鑫(音)开了一家手机厂，他很直率地告诉我：“我没法招男员工。”徐鑫在国内的摩托罗拉工作了很多年，然后去到埃及，希望给当地市场带去便宜的手机。“这项工作需要严格的纪律，”他说，“一部手机有100多个部件，出了一处差错，手机就用不了了。埃及男人很好动的，他们喜欢走来走去，没法专注。”他本来想招女性，但很快发现他只能找得到未婚女性，而且流动性很高。一旦有人订婚或结婚，她们就会辞职。而且，埃及姑娘们不能住宿舍，因为文化约束，她们晚上不能离开父母。女员工出入苏伊士需要车接送，工作日每天要多花三个多小时。这样，无法在装配线上安排多岗轮值的徐鑫不得不在一年之后关闭了工厂。

　　其他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王伟强(音)之前在华东地区制造沙特和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人穿的白色头巾。十多年之后，他决定把业务拓展到埃及。“这里有优质埃及棉，”他说，“我有先进的设备，我给埃及的工厂投资了一百多万美元。但这两年我亏了很多钱。就是员工状态的问题。工厂要24小时不间断的，一天不止一班。在埃及，因为女性晚上不能在外面，我们只能招男员工，但男员工真的很懒。”他继续道：“90%的男性申请都被我拒绝了。我现在只招女性。她们很负责，但她们只能白天上班。”所以为了更好利用白天短暂的工作时间，他想加大机械化程度。“我都快疯了。”他说。

　　中国经济刚腾飞的时候，老板都喜欢招女孩子，她们要求的工资低，也更听话。但很快人们发现，这些生活在具有性别歧视传统社会中的女性其实比男性更有干劲。慢慢地，女性的角色和形象都开始改变了。尽管在上层社会中还是有很明显的性别差距—中国公司的董事会和政府权力机构里，女性成员严重不足。但女性在工薪阶层撑起了一片天，而且现在要生女儿是农村很多人的想法，这在过去是没法想象的。

　　埃及同样也存在性别歧视，所以女性工作起来也可以比男性积极得多，但在埃及，这种歧视的传统太过根深蒂固。2013年十二月，泰达宣布将经济合作区的规模扩至原来的两倍，但问题是现在的合作区只用了六分之一，上哪再去找那么多员工呢？这块合作区没有中国工业重镇的那种机器轰鸣声，看起来毫无生机。尤其是晚上，没有值夜班的机器嘈杂声，没有穿制服的年轻员工的嬉笑声。工业园区的周边只有黄沙飞舞在空荡的街道上。我曾经数过，一条街上有232盏街灯是黑的。埃及沙漠里有很多华而不实的东西，当代的，古代的，但泰达合作区可能是其中最怪的项目之一：一座迷失在撒哈拉沙漠里的中国工业镇，原有的宏伟壮志却败给了没法让女性走出家门的现实。

　　在埃因苏赫纳，我认识了一个叫吴志成(音)的年轻老板，他制造便宜的塑料餐具销往埃及市场。他工厂装配线上约有20名女性，虽然人员流动很快—员工呆几个月就要回家订婚结婚。之前吴志成的工厂开在中国，但他发现农村来的女孩去他厂里工作都是为了逃离家人和家乡。来到工厂之后，她们融入了工厂和宿舍的新集体，这个时候她们就进一步想独立，想成功。但吴志成说，埃及女性不一样。“她们并不想逃离什么，她们只是为了赚钱。”

　　他工厂里一些女员工在攒钱购置内衣等物品，这样就可以结婚。“我本来今年要结婚的，” Soad Abdel Hamid，一位在装配线上操作塑料冲床的24岁女孩儿告诉我，“但今年似乎结不成了，因为我还没买齐要的东西。”她说，因为购置不齐东西就延后甚至取消婚约是常有的事。她打算婚后就辞职，这也是该厂员工的普遍想法，只有两人例外。

　　但即使是这两位例外，也不算是背离了传统价值观。其中一位是五十来岁的Fatma Mohammed Mahmoud，她是厂里唯一一名已婚女性。她说她想离婚已经好几年了，但她丈夫不想给赡养费，所以不同意离婚。2000年之后，埃及女性有权申请离婚，但Fatma决定放弃这个权利。“我的兄弟姐妹都让我不要离，因为这不符合我们的传统。我们来自上埃及，这里还是很保守的。”她说。Fatma的同事中，只有一名也坚持婚后要继续工作，她叫Esma。之前她在苏伊士她家附近的工厂有一份更好的工作，打理存货，她的未婚夫也在那工作。但后来他们分手了，Esma的父亲逼她辞职，因为和前未婚夫在一个地方工作不合适。“在埃及，父母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听。”她告诉我。所以现在她每天坐公车，通勤四小时，工资没有之前高，前景也没有之前好。

　　吴志成对埃及女员工的评价很简单：如果她们不想逃离旧生活的纠缠，她们的生活就不太可能有什么根本的改变。他对埃及的看法也同理。“如果埃及没有推翻穆巴拉克，可能情况会好一点。”他告诉我。中国企业家基本都这么认为，但对于我这样一个西方人来说，他们的观点就太悲观了。毕竟我觉得每一个旁观者都希望埃及改革。

　　某种意义上可能中国人看得更准。因为他们对埃及的评价是基于它的实然，而不是出于自己脑海里的“应然”。2011年埃及革命的时候，西方人相信他们所见的是社会运动轰轰烈烈的崛起，但中国人却认为那是弱国的衰落。对中国企业家来说，他们只是来做生意，来和本地人打交道，因而他们对全国政治运动或宗教并不感兴趣。他们很少谈政治，谈穆兄会，但他们常常谈论女性的地位，因为这对在埃及做生意至关重要。同样是埃及这种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内衣商贩等中国人找到了利用它赚钱的好办法，但另外一些中国企业家却因为开工厂时忽略了它而亏本。从中国人的角度说，埃及最基本的问题不是政治，不是宗教，也不是军国主义，而是家庭：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孩子。阿拉伯之春后的埃及家庭关系没有丝毫改变，对中国商人来说，只要革命没改变家庭关系，谈它又有什么用呢。

　　去年年末，中国人突然决定在工厂区建四个游乐园。在国际钻井材料制造有限公司对面，泰达建了一个恐龙世界。里面有暴龙，跃龙等恐龙的电动大模型，虽然这是史前主题，但还是混入了一些不合时宜的项目：海盗船，太空船和快乐青蛙装饰的空中缆车。一些园区内的企业家猜测可能是中国某些游乐园的设备做多了用不完，所以运到这里吧。负责泰达这个园区的领导不想公开接受采访，但一名员工告诉我公司想提高知名度，吸引更多员工来厂工作。“这样，人们就会来这里，就可以了解这个经济合作区了。”他言语里充满了希望。

　　三月最后一个周末，泰达邀请园区里所有人免费试玩公园里的娱乐设施。那天很热，风大，空气中飘着沙尘，大部分人不愿去水上世界玩，尽管它就建在只住满一半的员工宿舍的旁边。另外两个是糖果世界和机器世界，机器世界的卡丁车和碰碰车尤其受工厂老板的欢迎。做塑料餐具的吴志成，做沙特头巾的王伟强和先前卖内衣、现在做毛线的张冰华都在玩这两个项目。泰达的一些高层也来了，统一穿着深色西装，坐在为儿童设计的车上，膝盖顶着方向盘。这些干部很多都来自天津。这些中国人开碰碰车乱撞，在卡丁车轨道上绕圈，玩完了一轮排队再玩一轮。机器世界的内部被彻底改造了，没人看得出这个两层的楼房之前是一家手机工厂，因为缺乏女员工而倒闭了。街对面，电动的恐龙都活动起来。它们下颌张开露出尖牙，内置的扬声器发出低沉的轰鸣声，爪子也一断一续地舞动，仿佛在震惊自己竟出现在沙漠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