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我们也终将老去 中国式养老的5个故事(图)(4)

雪后的马路

家乡小院

　　新疆的冬天对患有哮喘的妈妈来说，是比较难熬的季节，尤其是今年频频传来坏消息，比如过去住平房时的邻居孙阿姨患肝癌去世了。“她才65岁，平常那么爱玩，舞跳得那么好，怎么会呢？”今年69岁的妈妈提起来，脸上仍是难以接受现实的惋惜。

　　9年前，妈妈心脏病突然发作，抢救了三天，全家人都吓坏了，抢救回来后，医生告知，一场小病都可能会引发她的心脏问题。之后，她的健康问题成了全家人的首要大事，一有风吹草动就送医院，每一年都如此努力地走过来。自己孱弱多病、小心翼翼地活着，那些活泼好动的人竟然走了。对于孙阿姨，妈妈多少有这样一层关于无常的惊诧。

　　人老了，生命平静如水，偶生的波澜大概是又有相熟的人离开了，就像电影《饥饿游戏》里的游戏场景，天幕上不断响起了死亡的钟声。或者是一帆风顺的同学退休后突然离世；或者是多年老友，被疾病一点点耗尽，离开甚至成为解脱；又或者是上午还好好的，中午突然就倒下了。我的中学语文老师，也是妈妈的同事，晚年一直努力给儿子在西安买房子，某一天忽然就脑溢血走了，房子买到了没有我不知道，只是这几年不断从电话里，听到了这些关于死亡的事情，难免感叹。

　　当然接下来，我想要讲述的事情，是今年冬天妈妈身边发生的另一件大事，好朋友刘阿姨住养老院的事情。

　　话要从头说起。

　　我家在新疆石河子，一个几乎全国出名的新疆建设兵团的绿洲城市。出名的原因，一是这里有一个大学，另一个大概是这里的人来自中国各个省市，他们的亲朋好友多少知道遥远的地方有这样一个小城。比如我父母的朋友，基本上都是五六十年代进新疆支边，一群年轻人，共同经历着一段中国历史上的动荡时期。妈妈和潘老师、刘阿姨一家结下深厚友谊，就是上世纪70年代“文革”时期，他们在同一个学校当老师，一起被发配下农场劳动，种地、拔草、摘棉花，一干就是4年。那段日子究竟有多苦，我无从想象，小时候父母也从没有提及。近几年，妈妈开始愿意慢慢跟我讲，说起来就流泪。心里的委屈，那么多年都没有化解，一直到40年后，身体不再强壮了，才能面对自己脆弱，把这些艰难、压抑的情绪释放出来。

　　从二三十岁到六七十岁，他们一起经历着不同时代的社会变革，甚至包括2000年后，大家都退休了，作为兵团教师，他们还集体向新疆自治区政府争取教师身份的合法权益(之前被当做兵团企业员工对待)，经过两年的坚持，他们获得了自治区政府的承认，这一努力，直接让这一群老人在晚年享有了公务员的医疗待遇。一年后，妈妈大病复发，医疗费用几乎是国家全部承担，我和弟弟没有为此背上经济压力。

　　去年夏天，已经八十多岁的潘老师去世了，留下和妈妈年龄差不多的刘阿姨。和潘老师一起生活五六十年的刘阿姨为此曾经一度精神崩溃，经常打电话给妈妈，痛哭不止，无法接受现实，甚至她找到了基督教，希望能够得到安慰。对妈妈来说，不断面对死亡和离别，怎么样都不会好受，但她也要把这一现状当成人生面对一场新的战斗，她尽力抚慰着刘阿姨，电话聊、见面谈，帮助她走出来。

　　潘老师和刘阿姨育有三个子女，两个儿子均不在石河子，女儿已嫁人。不知道出于怎样的家庭原因，子女和刘阿姨关系都不好，刘阿姨也不愿跟他们一起生活。子女不在身边，在我们这个小城是极为常见的情况。

　　五六十年前，石河子依然是一片戈壁滩，后来由军人和移民徒手建立起来，城市规划极为整齐，道路两边种着三四排防风林。第一代移民完成了建设，而他们的子女们，则开始了迁徙。几十年来，石河子都是新疆城市中大学升学率较高的城市，但绝大多数高考生的目标，都是北京、上海或者是父母原籍的省市。大学毕业后，多数人都没有再回来，我也是其中之一。有些人的父母，跟随着子女离开了新疆，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更多人则习惯了新疆的气候和生活，不愿离开。如今，我的高中同学们分散在中国各大城市，每年春节，我们从北京、上海、广州飞回来陪父母过春节，节后再匆匆回到自己更熟悉的城市。因此，我父母身边比较多见的是老两口相依为命，老年生活也比较空虚，一旦一方去世，另一方就遭到重大打击。

　　最初，一个人生活倒也无碍。去年9月，刘阿姨忽然中风，被女儿及时发现，送到医院抢救。人是救回来了，却不能动了，面临着一个漫长的身体恢复期，谁来照顾她呢？

　　在医院里，妈妈和她女儿思前想后，最后想到了养老院，一个月两千多块钱，两人一间房，有人照顾，最重要的是，这间养老院离我妈妈家近，妈妈可以经常过去陪陪她。为此，顶着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低温，妈妈还专门去养老院看环境、看条件，最后陪着刘阿姨入住养老院，同屋的住客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奶奶。

　　“那怎么办呢？”妈妈说起这些，又气愤又无奈，又劝慰式地对我说：“养老院的条件还是不错的。”

　　年前的一天，下了大雪，妈妈去养老院看刘阿姨，买了一个鸡腿给她吃，刘阿姨见到鸡腿，一下大哭起来，像个孩子一样对着妈妈喊：“你管我吧，你管我吧，把我带回去吧。”屋里的老太太因年迈无法交流，刘阿姨的情绪瞬间在妈妈面前爆发，各种委屈、各种恐惧都涌上来。可是妈妈又能怎么办呢？一呼吸冷空气，她的哮喘就发作，来看刘阿姨，都是一边走一边歇，慢慢挪来，自身都难保，又如何管刘阿姨？

　　春节临近，刘阿姨去哪里过年成了眼前的问题。儿子不理她，女儿愿意把她接去自己婆家，她又不肯去。两个近70岁的老人，面对喜庆的春节，一筹莫展。

　　临走前，妈妈塞给刘阿姨300块钱，她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春节回家陪父母，大多数时间都是陷进了陌生的旧时光，由于没有朝夕相处的照顾，彼此的生活并没有交融。我闯入了他们的老年生活，只能一再想象他们眼中的世界是怎样的，想象着死亡之鹰在头顶盘旋、一辈子忙到头，生活的褶皱依然烫也烫不平的痛苦。

　　是的，是痛苦，这些痛苦并不像年轻人的痛苦那么要生要死，却像一把钝刀，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让你不断地承受生命之重。

　　刘阿姨的事情，我在电话里断断续续听了大半年，一直不太理解她和她的子女之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问妈妈，她也说不清楚。对于小城里越来越多的老人来说，刘阿姨的故事是情绪的失控，是个人的无力，终究是个案，多数人仍然咬着牙，自己倔强地活着，继续操儿女的心、操社会的心。养老问题放大了说，是社会问题，是国家政策问题，小里说，是家庭问题，而落实到个人身上，落到我的父亲母亲以及他们的朋友身上，大概仅仅是这一辈子不断面对的种种新的问题。和年轻的时候一样，他们没有想过依靠别人。

　　妈妈说起刘阿姨，往往会庆幸我们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近两年，她总是种种庆幸，庆幸爸爸身体好，庆幸我和弟弟生活稳定、孝顺，庆幸自己拥有医保—庆幸的对面是随时可能出现的不幸，是我未曾经历过的种种变故，是我们尚没有准备面对的死亡。

　　大年初二一早，刘阿姨又找妈妈求助了。春节她一个人回到了自己家里，在家过年，没想到和儿子又发生纠纷。妈妈拿着电话，犹如举着一把武器，坚定、愤怒地挥舞着，告诉刘阿姨别怕，“我身体不行，走不动，我现在让我家老张过去！”

　　我也做不了更多的事情，我只能坐下来，听她讲这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