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看到我的状况有些心疼——毕竟独生女,在五线小城虽然家境工薪,也是住着大房子,读了那么多书,来了北京反而生活质量这么低。
我安慰他们说,我很喜欢我在北京的工作,同事优秀,领导也很好,而且我一个人睡不了两张床,小单间正好。在这个小单间里,我做完了自己负责的第一个郊区小盘,那时北京房价刚开始起飞,400套房子一天售罄。
第二次搬家是一年后,我和当时还在北大念硕士的男友结婚。为了他念书方便,我们搬到万柳——租了个小一居。房东是一对老北京夫妇,听说我们是租来做婚房的,特地粉刷了墙面,绿色的门窗、水磨石的地板都擦得屋明几净。贴上喜字,我们在亲友的见证下办了盛大而简朴的教会婚礼,特幸福地裸婚。
真的是裸婚,我用那个季度的奖金交完租金和婚礼费用,手头就只剩两千块钱。但是特别幸福,我俩十二岁相识,中学六年同班,大学六年恋爱,终于能和自己最爱的人结婚,真是有情饮水饱的感觉。
万柳离我们的大学都很近,新婚燕尔,懒得开火就骑车去学校吃饭,周末在未名湖旁边散步,去紫操踢球,虽然住得简单,但回忆起来都是甜蜜。那时我每天上班都路过当时单价2万的万泉新新家园,也曾经酸酸地想过自己是不是有一天能住上这么好的小区,但是于当时的我们,这已是天文数字。所以对于房子也只是想想,有衣有食有相爱的人同住,就很知足。
住万柳那年,北京土地市场还很活跃,负责一个郊区大盘之余,我做了30多个拿地项目,没日没夜地加班,终于通过投标拿到了自己经手的第一块土地。
第三次搬家是在婚后两年,我怀孕了,他也快要毕业,考虑到万柳离我上班的地方太远,而且有了孩子不够住,我们租了一个朝阳区公司附近的两居。期间,我发现单位的集体户口孩子无法落户,才把买房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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