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城市落户难：北上广深 谁将赢得人才争夺战？

　　导读：“毕业后在北京发展没有北京户口，有何利弊？”在一个网站上的问题，引来很多人的回答。

　　其中一个可能代表了不少人的判断：可能就不会考虑在北京扎根了。

　　人口政策背后，既有城市资源要素条件的制约，无疑也伴生着对人才争夺和产业发展的影响。而未来，四个一线城市的人才争夺战，必将明显作用于其经济发展。众所周知，北京的户籍制度非常严格，上海也不逞多让，这是长期居住在这些城市的门槛。不过，深圳近日“逆市”推出了放宽入户条件的政策，并提出对人才落户不设上限，也表达出这个城市有别于其他一线城市的地方。

　　在这背后，是一线城市们各自不同的人口规划.

　　根据四个一线城市的规划，截至2020年，北上广深各自的常住人口目标分别限定为2300万、2500万、1550万和1480万。站在当前的时间点上看，上海仅剩下不足85万人的增量空间，而深圳则还可容纳342万。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人口政策背后，既有城市资源要素条件的制约，无疑也伴生着对人才争夺和产业发展的影响。

　　而未来，四个一线城市的人才争夺战，必将明显作用于其经济发展。

　　控制人口规模，已经成为了中国大城市不可避免的一个命题。

　　8月22日，上海公布的《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草案提出，到2040年，要将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左右。而此前，上海曾提出到2020年将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以内。这意味着，未来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上海将致力于实现人口“零增长”。

　　而今年6月，在“疏解非首都功能”会议上，北京提出今年疏解30多万人的“瘦身”计划。按照北京的人口控制红线，到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要少于2300万，其中城六区常住人口在2014年的基础上每年降低2-3个百分点，争取到2020年下降15个百分点左右。

　　广州提出的目标是到“十三五”末，全市户籍人口控制在920万以内，常住人口控制在1550万以内。

　　深圳则明确，严格控制城市整体人口规模，优化人口户籍结构和素质结构，到2020年，全市人口发展预期目标为1480万人。

　　对照2015年官方公布的常住人口数据，北上广深未来5年的人口净增量分别还剩下129.5万、84.7万、199.9万、342.1万。

　　深圳为何愿意接纳更多人口？上海又为何致力于人口“低增长”乃至“零增长”？

　　在资源短缺、大城市病等约束之下，限制人口确有其必要的一面。以北京为例，因为水资源的严重匮乏，用水缺口需要依靠高成本的南水北调等方式补足，北京于2014年成为了全国自来水价最高的城市。华南城市研究会副会长孙不熟表示，如果任由人口涌入，对一些城市的承载力确实会造成很大负担。

　　目前，大城市控制人口的最理想状态莫过于实现“腾挪”，引进和留住高端人才，疏解低端，以达到人口的最优配置。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产业调整手段。譬如上海提出，以产业升级调整人口存量，以功能疏解调控人口增量，有序疏解部分城市功能，促进人口合理分布。

　　2015年，上海常住人口首次出现15万净流出，21世纪经济报道曾援引当地学者的观点指出，这其中有产业结构变化的因素，一些低端制造业和产业从业人员被挤出上海。

　　但国家高端智库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认为，市场本身会有腾挪、置换的规律，政府做一些引导无可厚非，但不能简单的说只想要高端产业和人才。“任何城市都是一个有机系统，如果只留下博士，谁来做基础服务呢？”

　　目前，深圳采取的策略是“逆市”放松人口政策。

　　根据深圳几日前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人口服务管理的若干意见》、《户籍迁入若干规定》等文件，深圳将纯学历型人才落户门槛放宽至大专及以上，对人才入户量不设指标数量上限；新增居住社保入户渠道，将长期在深工作和居住的存量非户籍人口有序转化为户籍人口。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深圳争夺人才有其“追赶”的客观必然性。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曾透露，深圳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为24%，而北京、上海、广州的这一比例均超过了30%。

　　此外，深圳长期存在人口结构倒挂的问题。2015年，深圳全市户籍人口为354.99万，占常住人口比重仅为31%。相比之下，同期北上广的该项比例分别为62%、59%和63%。

　　不过，根据Demographia网站今年4月公布的数据，北京、上海、广州-佛山、深圳的市区人口密度分别为5200、5800、4900和7000人/平方公里，深圳已经是最为“拥挤”。此外，深圳无疑也是最早陷入土地资源稀缺瓶颈的一线城市。

　　做出这一决定，表明深圳希望在“人才争夺战”中占得先机。

　　孙不熟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未来的经济竞赛归根结底体现在人口争夺战上，广州和深圳率先感受过珠三角用工荒的压力，在人口控制上相对温和，落户政策最为宽松，这将成为两地吸引人才的一大优势。

　　郭万达则表示，最终人口的流动取决于城市的生活成本、公共服务、经济活跃度等，这将是一场综合“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