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家倜后来回想,“你说这样的生活叫什么?叫幸福?我觉得不是。就好像是没有自由的行尸走肉,你和社会根本没有联系。”但不能否认,在无锡的日子,是袁家倜最快乐的时光,她可以上街,可以和邻居家的男孩一起玩。然而,袁家倜17岁时,因二姑妈出国,她又被送回天津的家。
回到死气沉沉的袁家,袁家倜开始被进行“早晚请安、吃饭不得‘过河’”等封建礼数的管教,“家里人不让我上学,因为大学男女同校,他们在家里给我请了汉文先生。我念了4年古文,现在诗词歌赋,都还会一些。”在姑妈家接受了西式教育的袁家倜,压抑得喘不过气来,“袁家封建残余到了后期,青年人有点正义感的,都接受不了。”不久,袁家倜成家了,嫁给了当时天津民族工商界颇有名望的“元丰五金行”的老板丁先生。
“文革”,更让她感到了“真正的末路”。袁家倜接到最后通牒,全家到农村去接受改造。农村对袁家倜和她的全家来说,遥远而陌生。荒凉的土地,坎坷的土路,低矮的土屋和呼叫的北风,让一家人不知所措。“为了驱蚊虫、赶毒蚂蚁,我学会了抽烟;没有吃的,只能把捏不拢的散窝窝头和着野菜吃;经过锻炼,后来40斤的土豆,我背起来就走。”袁家倜突然发现,她的意志力竟如此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