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洪滨：误判将导致中国经济脱轨

　　如果沿着投资消费失衡的方向制定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思维方式难以扭转，中国经济恐将脱轨。

　　若不修复消费和投资的严重失衡，中国经济很可能阴沟翻船——不少国际知名经济学者以此指摘中国经济的病灶所在。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 .

　　“如果把中国跟其他大多数经济体做比较，你会立即发现，除了经济高速增长外，消费和投资之间存在失衡。”克鲁格曼认为过去30年里，驱动经济实现惊人增长的经济系统已经到达极限，中国经济进入了“撞墙期”，正面临大麻烦。

　　中国经济失衡，特别是消费和投资占GDP比重的严重不平衡，亦是时下很多国内经济学家的一个共识。不过，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看来，克鲁格曼言下的那面墙并不存在，因为中国的消费被严重低估，而投资则被高估。由于不同的统计口径，造成中国的消费率被低估了至少10%；如果沿着投资消费失衡的方向制定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思维方式难以扭转，中国经济恐将脱轨。

　　短期下滑不是末日

　　《英才》：很多企业家和经济学者对今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感到担忧，你怎么判断？

　　蔡洪滨：对现在的经济形势判断基本上还是有共识的。从近期的经济数据看，形势非常严峻，实际情况可能比数据还要严峻。中国经济从2010年开始呈现出逐渐下滑的趋势，时间跨度已经非常长了。

　　改革开放35年以来，中国经历了很多危机，但无论是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都可以实现反弹和快速恢复，而这一次在没有重大外在冲击的情况下，出现了这么长时间的下滑，值得思考。

　　中国加入WTO之后出口年均增长25%，现在我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进口国，不能指望出口能持续20%的增长，维持在个位数增长是预料之中的事。再看内部消费需求，过去几年均增长超过GDP，达到百分之十几，也不可能突然间再大爆发。

　　短期经济增速下滑一定是总需求不够强劲。出口增长没有以前那么快并不奇怪，消费维持比较强劲的增长，如果出现经济下滑，唯一的原因一定是投资。无论是公共投资还是民间投资，活跃程度都不如以前了。

　　《英才》：如果不出台一些刺激计划，经济下滑的趋势是否还会持续？

　　蔡洪滨：现在形势比较严峻，但并不是已经进入危机阶段，所以并不需要突然来一揽子的刺激性政策。当前经济下滑最直接的原因是投资积极性不足，那么就要从投资积极性的角度做出合适的政策应对。在宏观经济波动时实行必要的调控政策，不能简单的称之为刺激计划，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我认为及时合理的宏观调控是非常必要的，政策导向要非常清晰，力度和方式要得当，这种短期的经济波动可以慢慢稳住，重新回到一个合理的增长水平。

　　《英才》：中长期来看，你对中国经济重拾增长是否有信心？

　　蔡洪滨：我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抱有比较强的信心。一是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从经济、社会、政治几大方面提出了改革的方向、目标甚至具体措施，这些改革措施如果能够得到实施，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前景无限。信心取决于改革的方向、决心、措施和力度。

　　二是因为经过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中国经济激发出来了巨大市场的活力，创业活力和企业的竞争力。如果问民营企业家，哪个地方投资最有机会，他一定还是说中国。市场的活力和动力，是我对中国抱有信心的另一个基础；改革开放历史积累也为下一步的发展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中国现在人均GDP6000美元，还是在一个发展中的中低收入国家，未来各方面进步的空间非常大。

　　人为刺激消费比投资风险更大

　　《英才》：经济学界甚至舆论对中国经济失衡有很多分歧，你如何理解？

　　蔡洪滨：对于中国经济所谓的再平衡问题，存在着很多错误的判断，“十一五”规划核心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十二五”规划核心是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经济结构失衡，原来大家关注中国经济外需强劲，内需不足的问题，现在出口增速下降，转而讨论中国的投资太多，消费太少。这个问题在国内有如此高的共识，已经成为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一系列政策都围绕这个主线来制定，一系列问题都以此为指引。

　　国际上中国经济崩溃论主要的依据就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一个国家把50%的GDP都用来投资怎么可能持续，经济一定会崩溃。在我看来，这完全没有搞清楚中国的基本情况，主观片面的形成了所谓中国经济最严重的问题，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所谓的消费与投资比重的失衡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统计方法与国际上统计之间差异的理解不到位，简单地把中国的数字跟美国对比，其实这些数据之间根本不可比。

　　中国的消费存在严重的低估，中国的投资存在严重的高估。根据我们的初步估算，消费率至少低出了10个百分点，投资率高出10个百分点。从理论上来讲，也不存在适应所有国家的最优投资率。所以我们真正需要关心的不是投资数量，甚至不是比重，而是投资效率。

　　《英才》：统计口径最大的差别在哪？为什么会差10%这么多？

　　蔡洪滨：举一个例子，如果按照美国的统计方法，中国住房消费被严重低估。美国的住房消费占居民消费的20%，占GDP的14%，而中国的住房消费只占GDP的3%。这里主要的区别是，在美国自住房屋的住房消费按照市场等价租金计算，而中国按历史价格乘以2%的折旧率来算。我估计按照可比口径，此项住房消费，中国至少被低估了5%。

　　服务业比重偏低一直被看作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问题，美国等发达国家服务业都占GDP的70%以上，印度是57%，泰国 53%，中国是45%。但中国服务业比重偏低主要是统计口径的差异，而不是结构失衡的表现。比如，很多公立医院、公立学校等服务业都属于公有体制，价格都是有关政府部门定的，严重脱离市场价值，甚至远远低于服务成本，按照这样的价格计算，当然医疗和教育的消费就低了。

　　其次，中国的会计制度具有特殊国情，大量的灰色消费(如三公消费，食堂伙食，单位各种福利)被计入政府、国企和事业单位的运营成本，民营企业老板的车辆等开支算作企业成本，在其他国家全都是个人消费。把这些调整加在一起，保守看来，如果按照国际可比口径，我国的消费至少低估了10%。

　　中国的投资严重被高估，主要原因是重复计算和统计注水。从每年各省GDP之和远大于全国GDP就可以看出来。

　　官方数字显示，我国投资占GDP的47%。如果调整10个百分点就变成了37%，而日本 、韩国等国家经济高速起飞的时候投资率都是将近40%。这样看，37%的投资率就不这么可怕了。

　　需要注意的是，投资率本身没有绝对的合理不合理。37%合理不合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效率，市场有这个投资需求，投资项目有经济社会效率，那37%就是合理，否则27%、17%都不合理。

　　《英才》：这种错误的思维指导下，出现了哪些错误的经济政策导向和观念？

　　蔡洪滨：对于中国经济失衡的错误判断，导致了一系列错误的导向和观念。个人消费角度，认为储蓄不好，鼓励消费甚至鼓励借贷消费。国家政策方面，认为应该刺激消费而抑制投资。对于不同部门的发展，认为服务业好，制造业不好，甚至在民营企业家中间形成了一种风气，认为搞制造业除了很辛苦又不赚钱以外，还被人瞧不起。

　　如果从对经济的风险来判断，我认为人为刺激消费比人为刺激投资风险更大。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次贷危机就是典型的消费过度导致危机的例子。而就投资来说，在市场经济中，一些特定的行业出现投资过剩，在所难免，但不一定会引起全面危机。比如说页岩气引起的技术革命，导致美国页岩气出现一窝蜂的投资现象，后进去的很多公司亏损乃至破产，但并没有形成全面的经济危机，包括互联网泡沫也是如此。

　　另外一个观念是说中国现在要进入后现代化国家，制造业又是污染又是资源浪费，我们应该跨过工业化发展阶段，制造业已经不重要了。这种想法是极其危险的，过早地抑制制造业的发展，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就没有基础。

　　一个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直接的拉动力，一是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的提升，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和资本，提高投资的质量和效益，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这是保证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个核心；另外一个核心是效率的提升。效率的提升有两个来源：一是通过制度改革提升配置资源的效率，另外就是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

　　市场化国家不定经济增长目标

　　口述|蔡洪滨

　　如果真正了解市场规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不应当非要有一个年度增速目标。真正市场化的国家，政府是不去定下一年的经济增长目标的。

　　如果一定要有年度增长目标，这个目标的定法也要做改变。现在是，中央政府如发改委等部门先定一个全国的增长目标。虽然中央一再强调不以GDP论英雄，全国目标只做参考，但在现行体制下，必然是各省都把全国目标作为底线，然后层层加码，形成各地的增长目标。

　　中国现在区域发展如此不平衡，各省、各地域之间的差异这么大，如果尊重市场规律和现实情况，应该是各个地方先根据自身的情况对未来的发展预定自己的目标，定完了以后全国平均，就是今年预计的国家增长计划。这样至少比现在把中央政府的设定变成了下限的做法更加尊重区间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