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觉得身不由己

　　摘要：每个人都在浮躁失衡紊乱迷失焦虑的状态中。没有政府强制，没有别人倡导这样功利，但它就已经形成这样的一种文化，每个人都在呼吸，也受到这种文化的驱动和制约，每个人都觉得身不由己，导致人心趋利，所以我说，是功利主义文化导致现在的这样一种状态。

　　孙新兰是一位知名的心理咨询师，擅长婚姻、情感咨询，她所创立的“意象对话”与“深度人格分析”技术，在国内心理学界颇有名气。

　　没错，心理学界不在本刊的关注范围，但孙新兰却是特别的一位，她把自己的专业与人脉用于公益，并创立了一个名为“惠迪吉”的NGO。最近，他们发起了一个声势不小的公益项目，立志在3年内招募10万名志愿者，帮助100万个家庭解决心理问题。

　　3月9日，孙新兰与她的志愿者团队来到广州，公开宣讲，并表演心理互动剧，为其公益项目推广造势。这已经是他们全国巡演的第3站了，前两站分别在无锡、上海。

　　惠迪吉只有一名专职人员，却拥有一支兼具专业技术与经济能力的志愿者队伍，成员里有企业主、律师、记者与大学校长，他们居住点也很分散，有的来自北京，有的来自成都，但在3月9日那天，他们却能齐聚广州，完成了一系列默契的表演。

　　是基于何种社会问题的研判，对哪一方面美好的向往，令一群正在艰难地爬坡的中产人士迸发出如此动能？

　　中国财富：你怎么看待在广州的这次活动？

　　孙新兰：很成功，特别是互动心理剧。有观众第一次参加我们活动，就上台与我们互动，这不容易。我希望让大家看到我们团队，感受到他们的微笑、语言和气息。启发不是一句空口号能搞定的，如果只有空口号，不会有人理我们这个项目。这次活动主要想把人聚起来，我们再给他们培训三天，让他们获得爱的状态和智慧，然后让他们把这种方法论带给身边的人，就像播种一样。

　　中国财富：你们的志愿者来自全国各地，这是怎么组织的？

　　孙新兰：我也惊讶。这次活动他们全部自费，从上海、无锡飞过来，他们自己排练准备，器材也自己分开包装带，怕快递摔坏。工作量很大，组织没做要求，但他们就这样做了。

　　我想，每个志愿者都是有志于推动家庭幸福，他们是自我责任者，做事出于公心，所以每个人能自觉配合。我们已经形成这种基本的团队氛围，相亲相随，相互带领。

　　中国财富：你们的志愿者很有热情，他们的动力是什么？

　　孙新兰：我们所用的语言都是正向语言，美好的语言，当他们跟别人说这个项目，他们感受到生命的快乐，他们就愿意趋向美好的方向，越乐于分享。

　　志愿者为什么那么热情？这回归到一个问题，就是志愿者需要“心”动力。这种动力不是我们洗脑得来的动力，而是来自价值感。这份价值一是在别人身上产生他们可感受到的效益，二是志愿者在做公益的过程中不断成长和受益，这双重价值使他们获得持续的动力。志愿者自己受益，他助人效率就提高，价值感提高，“心”动力就会变强。

　　中国财富：你是一名心理咨询师，是什么事情让你跟公益结缘？

　　孙新兰：成立惠迪吉是一个偶然。我有一个做外贸企业的朋友，他的心愿是助学。我就问他，有没想过做助学的意义在哪里，创造的到底是什么价值。因为我觉得，对这些贫困孩子来说，他有没有变得更阳光，这个才是更重要的。而不是把钱给他们就了事。助学很多时候仅是满足捐赠者想回报社会的情感。他听我讲了后很郁闷，但就耍赖地叫我成立一个公益组织，叫我帮他做，他来出钱。他这么一讲就触动了我。

　　还有一件事。当时，我主要工作是给心理咨询师上课，发现一个女学生很美丽，但是神情很僵硬很苍白，一问，才知道她是临终关怀团队志愿者，老和死亡打交道，精神状态不好。跟公益组织、公益人打交道过程中，我有很深的感慨，他们很单纯去帮助别人，有爱心，不计报酬去做，但是他们创造的效益很低，甚至是负面效益，可能自己反而受伤了。

　　我很钦佩那些公益志愿者，但是又觉得这份爱可惜了，没有创造效益。既没有滋养到别人，也没有滋养到自己。我感觉我有这个能力去帮助到他们。正好我朋友有这个想法，让我来做，他出钱。

　　2011年9月，我们成立惠迪吉，开始做心灵助学和公益组织督导，我们一直想把我们的项目做大，推向全社会，让更多人得到爱的滋养，因此受益。现在推出百万幸福家庭行动也源于这种爱的渴望。

　　中国财富：从心理层面，你认为我们的社会出了什么问题？

　　孙新兰：现在大家经常提身体亚健康，其实我们心理也是亚健康。极端事件增加，每个人慌张无主，我们的身心都被浮躁、压力等负面能量裹挟，处于紊乱状态。这个紊乱又牵动我们的生理、情绪，破坏我们的人际关系。所以我们活得很浮躁、很辛苦。

　　我觉得症结在于这个文化，这是文化创造出来的一种心理惯性。比如功利主义文化，每个人都呼吸这种文化，受其驱动和制约。大家都追求表面价值，文凭、房子、车子，它造成的影响是人心理的空虚和浮躁。

　　目前有两种极端价值观比较普遍，一种是像穿上红舞鞋的女孩子，不停旋转，不断设定目标，追着跑，直到身心疲惫。还有一种人走另一种极端，好像四大皆空，刻意追求精神满足。而多数人都挤在这两种价值观中间，每天忙着调心里的天平。比如出门看到某朋友成功很风光，天平就调到更努力那边。但听到某人年轻离世，觉得生命更重要，又把天平往另一边调。

　　每个人都在浮躁失衡紊乱迷失焦虑的状态中。没有政府强制，没有别人倡导这样功利，但它就已经形成这样的一种文化，每个人都在呼吸，也受到这种文化的驱动和制约，每个人都觉得身不由己，导致人心趋利，所以我说，是功利主义文化导致现在的这样一种状态。

　　中国财富：功利主义也许跟发展经济有关。但是，其他国家也在发展经济，为什么我们付出的心理代价就这么高昂？

　　孙新兰：发展经济、社会进步不一定导致功利主义和价值观极端沦丧，世界上有很多物质文明发达的国家，精神文明也发达，各方面能兼顾，是我们跑得太极端了。

　　我们看到更深层的文化，在中国运行了几千年的文化。我们中国几千年来是一个威权政府，这个政府并不鼓励人民相亲相爱，因为人民相亲相爱的时候，人民就会有力量。爱就是力量。所以它必须让人民互相残杀，互相猜忌。

　　中国财富：因为百姓团结会威胁帝王的权威？你怎么理解这种统治方式？

　　孙新兰：这是一种独裁文化，它让大家活在不安和恐惧中，不是活在爱中。它强调家族伦理，鼓励子服从于父，不鼓励父子相爱，不鼓励情感流动。情不流动，人就孤立、脆弱，然后他们再用恐惧把所有人网在下面，完成他的独裁统治。历史上的连坐制不是很恐怖吗？统治者用强大的恐惧，使每个人的心理力量被恐惧吞噬，人际关系就变得沉重、焦虑。

　　爱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也没有地位。《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和贾宝玉，相爱却不能流动情，制度文化不允许他们相爱，门当户对比爱重要。虽然孔子倡导“仁者爱人”，但实际是以仁者的身份去爱人，这种爱没有情的基础，人和人之间不能“旁通情”，人心不能相连，都是功利的个体，创造出来的就是一盘散沙。

　　我们的身体要吃物质性粮食，精神要吃的是爱，呼吸的是美。当人没有呼吸到爱和美的时候，精神上处于没发育状态，人会更偏向于生物性的需求，他对生命尊严的需求就变得很低。所以这也说明为什么中国人特别能忍耐，不断让别人越过他生命尊严的底线。

　　中国财富：当下，民间力量也在生长，你怎么看待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

　　孙新兰：我们倡导权利是合理的，因为每个生命都应得到尊重，得到应有的权利和自由。但在中国做这事情要有大智慧。因为没有大智慧，就很难在正当欲望和贪欲之间找到界线。当权益诉求还处于物性的时候，就很容易滑向贪欲那边。

　　而我们文化中本来又有功利主义、人人自保的倾向，缺乏情与情相连，心与心相通这样一个“公”的基本架构。当我们没有这样的架构时，一味去强调权利，这种权利可能会变异成一种贪欲，也容易被利用、被煽动。这涉及到人性，必须有更大的智慧才能打开这个潘多拉盒子。

　　中国财富：你觉得这是一个潘多拉盒子？

　　孙新兰：对，因为这里面很微妙。重构一个更良好的社会结构，愿望是美好的。就像做公益，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效益怎样，结的是什么样的果，这在出发前要明确。从公益上讲，冬天孩子没有棉袄，你资助他是合理的。但一个人没用过iPhone合不合理就难讲了。当物欲增强到一定程度，我们很难再做出清晰界定。这就需要大智慧来架构，但也还需要一批真正的精英去践行，不能变成空口号，变成叫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努力做“爱生爱，美生美”、人与人情相通这些土壤性的工作。只有好的土壤，才能长出好果实。如果土壤根本就是有问题，那任何好种子撒进去，可能都变成怪异的坏东西。

　　现在中国社会面临各种复杂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只是有心，因为好心不见得在中国就能办好事。传统上，中国人也一直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士大夫情怀，但中国近一百年的历史经验或教训也应该让这时代的精英好好去反思。不是只靠一腔热情，靠良好的出发点，靠抛头颅、洒热血，就能创造效益。

　　总之，治大国如烹小鲜，要有大智慧和一批真正的精英才能完成这项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