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80后的X二代们：穷不过三代 富不过三代？(3)

　　“考过高富帅，战胜官二代”，“没有高考，你拼得过富二代吗”……这样的耳提面命，全然没有了当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豪迈与自信，而成了一种悲壮得近乎惨烈的自残。

　　“官二代”事件频繁地跳入大众的视野，挑战着大众敏感而脆弱的神经，已成为当下网络上的热门词语和媒体关注的焦点。

　　2009年8月26日，随着媒体对“河南固始县公选乡长中多半当选者为官员子弟”事件的集中报道，使“官二代”一词正式出现在传统报纸这一“半官方”平台上，并演变为一个群体的代名词，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关于“官二代”的新闻报道更是成为一个常态，2011年“李双江之子撞车打人”事件、2012年“官二代求爱不成，将17岁女孩毁容”事件将“我爸是李刚”事件带来的负面效应无限延续和放大，造成巨大的社会负面影响。

　　现在人们谴责的“官二代”必然一代不如一代，富不过三代，贵又岂能世世代代传下去？身份、权力可以世袭，人的本领却需要从实践中得来。何况，重视身份极可能破坏社会公平，其行为实质无异于巧取豪夺。

　　那么，“官二代”又是怎样的一个群体呢？

　　A女，80后，打小娇生惯养，一路见证着在官场打拼的父亲从科员走向厅级干部。

　　毕业后，进入政府一清闲部门上班，结婚生子后，随即办了病退，全职陪伴女儿在北京上学。女儿读幼儿园，家里便在幼儿园附近买房，女儿读小学，家里便又在小学附近买房，还聘有专职保姆打理家务。她自诩没有太高的人生追求，相夫教子、平平安安过日子就好。

　　她从没想过有个当官的父亲会为自己带来什么，只不过，在她身上从没有难办的事，而且会有这样那样的福利：各种商场购物卡、加油卡……

　　有媒体报道，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中心和湖南省委党校选择了一个课题—父母身份对子女的影响，结果都指向一点：父母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子女的收入、地位，公务人员父母对子女收入的影响更大。

　　该课题主要关注父母中至少一人为公务人员(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大学生。接受调查的有来自19所高校的6059名应届毕业生，其中14%的大学生是所谓的官员子女。调查显示，父母的政治资本对高校毕业生第一份工作的工资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公务人员子女大学毕业后起薪比其他人高出13%(约280元/月).

　　调查数据还显示，公务人员子女被录取为公务员的比例远高于其他人员，而且“这些被录取为公务员的大学生成绩似乎很差”。

　　除了隐性福利，愿意有所为的“官二代”更受媒体关注。有媒体盘点近年来18例“火箭提拔”事件，发现这些官员有六成都出生于官员家庭，而中国社科院此前的一项研究显示，官员子女当官的机会是非官员子女的2.1倍。“官二代”们挤占了其他同龄人的上升通道，整个社会的阶层流动则呈现出放缓甚至停滞的趋势。

　　徐韬，湖南湘乡人，1985年9月出生，2012年12月当选为湘潭县副县长。2013年3月，徐韬被曝5年7次换岗，工作10个月便被提拔为副科，工作一年半从正科变副处，其父为湘潭市某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其母为某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这样的“火箭提拔”，在各地媒体的报道中，似乎比比皆是。

　　他本想自己闯出一条路，结果却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这句话，大多会在众屌丝口中喊出，再加上仰天长啸的背景，无奈、彷徨的神情跃然纸上，可这话却出自一个“官二代”之口。80后“官二代”马啸(化名)北漂受挫，最后还得靠“拼爹”当上公务员。

　　马啸1981年10月出生，父母均在山西一地级市政法系统工作，父亲身居高位。

　　父亲早已为他安排好今后的人生轨迹：中考，成绩跟省属示范高中的分数线相差100多分，老马帮儿子拿到了校长的批条。高考，老马要马啸报警官学校，果然被录取。不过警校毕业，老马安排儿子回市里法院工作，被儿子拒绝。

　　两年半之后，马啸拿到自考本科文凭。父子约定：马啸在北京发展5年，如果户口、编制、住房没有解决，便要乖乖回家工作。2006年，马啸在一家公司当营销编辑。2010年，升职做主管的机会被“副社长推荐的人”顶掉。2011年7月，马啸回家参加法院系统招考，成为唯一的“幸运”者。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马啸说自己知道，在别人眼中，他就是那个所谓的“既得利益者”。他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如果老马不能为我铺垫前程，对我是幸还是不幸？如果世上没有关系一说，自由是不是就能公平地生长？”

　　“官二代”作恶现象当然并不仅仅在中国，外国也有。俄罗斯总检察长尤里·柴卡21岁的儿子伊戈尔·柴卡不是政府高官，却享有了交通特权，从而犯了众怒。

　　美国也有“官二代”，老布什当过总统，小布什也当了总统。这可是典型的“官二代”了，但似乎并未引起美国人说三道四。因为当事人能够谋得官位，在官位上干得好与坏，似乎跟家族并没有太多牵连。父子同为总统，不能否认一代对二代的影响，但没见有权力的痕迹，这与专制色彩较浓的“官二代”有着根本区别。

　　“官二代”并不是作恶的标签，身份其次，做了什么事儿才是主要的。岳飞当元帅，岳云作先锋，那岳云肯定是“官二代”了，但岳云既有真本领，也有牺牲精神，这样的“官二代”令人敬佩。

　　而利用手中权力的影响，为下一代谋取不当利益的行为才是可耻的。

　　其实追溯起来，儿子的猖狂还来自于老爸的影响。当官的老爸极易受特权思想的左右，长此以往，极容易变成特权思想的傀儡，遇事趋向简单化、极端化，只认权力这个“硬通货”，而无视法律法规的规定，更加无视生命的可贵—这既是部分官爸爸的通病，也是部分“官二代”的问题。

　　“官二代”也有权当官，但要用实力说话，而非凭关系晋升。人们担心的，是权力世袭阻断社会流动。人们期待的，是明规则真正战胜潜规则。人们需要的，是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干得好比生得好更重要时，谁还担心实现不了自己的中国梦呢？